願做民國人簽名

我们听过民国,她是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我们认识民国,她是我们走向共和,抵抗列强的印记。我们了解民国,她是炎黄子孙的家园,是中华文化的延续。我们向往民国,她有民族的自由,民权的平等,民生的幸福。我们要回归民国,她不仅屹立在海峡的对面,还盛开在我们心底。
愿做民国人(点击进入签名)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後。其时,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已经逞之不及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政府军正在对武装叛乱的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然而,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就不得不停止了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离开江西前线,回京处理日事。因此,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全会《关於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於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於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在国难当头却以服从俄命而拟订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彼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共领袖甚至认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决策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制定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学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学潮顿起,暴乱益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年轻学生,不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游行示威,高喊“中华苏维动埃国万岁”的口号,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冲砸政府机关,捣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砸毁《中央日报》,并包围国民政府数日而不散。 

鉴於寇深祸重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亲自走出国民政府,与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年轻学生进行了平等对话,同样以一腔热血化解了学生的怒火和误解。遂使得学生和平散去。嗣後,虽然“有背景、有预谋、有组织”的学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围国民政府,冲砸政府机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只是将学生临时收押於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将他们逐一遣散,使之各归故里。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波浪潮,遂归於平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国日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於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後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後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後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借抢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後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後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後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就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於人民解放军。”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後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群众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於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於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一手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热情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後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姑隐其名——作者) 

事实正是如此,正处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用AK47冲锋枪对这些吃饱了便要跟着他的敌人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学生,施以疯狂的扫射,更没有因为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而制造了对他们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便用坦克车和装甲车来进行血腥的辗压。

国社党张君劢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

  泽东先生惠鉴﹕顷读先生六中全会报告书,判析抗战情势,至为详尽,且抱定长期作战政策,决心尤为坚定,佩仰无已。窃以为战事胜败,为民族之存亡,非独一党一派之利害。彼日人先以兵力占吾领土,继则组织伪政府以代之。夫政府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者也,此而可以由敌代为指定,何异乎中国之为未成年而须由监护人代行使其职权;澈底言之,不啻彼自居于上国,而以中国为被保护国,此而可以容忍,则更有何事不可容忍。故我以为中华民国应继续作战而不可以言和者,以其视吾国为可由彼处置之一片土地,而不视为平等独立之国家故也。日人所提条件,有时出于近卫,有时出于板垣,要不外二端﹕一曰国民政府改组,二曰与伪政府合流。意即在反对 蒋先生,此两条果有人起而接受之者,则国民政府不成其为国民政府,降而与汉奸为伍矣。日人既已提此二条,其心目中已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更有何和议之可言!在我更和从而有妥协之可能!惟其然也,今后之国策,除国内团结以图作战之持久外,别无他途,虽然,国内之团结如何而后可以永保,不能不唯先生与所率之共产党是望矣。

第一、号为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贵乎军权之统一、英、美、俄、法等,何尝一国以内而有两种军队?诚以军队之教练与任命,必须出于一源,而后行动乃能一致。而先生文中曾有下列语句「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有两党的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依吾人所件,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如以资本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国内之信社会主义者将起而压迫之;反是者如以社会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见国内之资本主义者将起而推翻之。可见军队惟有属于国家,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希望将来走上隶于国家之途径,当不甚远。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 蒋先生手中。此所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一也。

第二、各国之党政,从无有占领一特区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乃能成为现代国家,其稍有特殊化者则如阿尔兰之于英,以其本为被压迫者乃争取独立以得之者也。其次为少数民族,如昔日德意志民族之处于捷克国中。今吾国号为统一,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若国中凡组织政党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为,则中国将分为若干政党之若干行政区,而国家非返于封建割据之局不止矣。先生等与其同志以打倒割据相号召,更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制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二也。复次,所欲与公言者,则为共产党之理论。共产党之特点与其所以异于它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于无产者,且标土地革命之说者,即在于此﹕此马克思之学说,而列宁从而实现之者也。乃公等社会革命工作正在进行中,忽而有「九一八」之巨变。于是先生等悟阶级斗争之不适于中国,转而标出民族战争之说,此种转变,诚为国家之大幸,应表而出之者也。

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至于三民主义,本以「民族」为出发点,与马克思之视阶级为历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报告,乃有下列之语﹕「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语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此段文字观之,似乎信奉三民主义者,即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二者之间,可以画一个等号。此种说法,不独使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之内容,更加糊涂,即对马克思主义,亦令人有迷离惝恍之感。此种名辞之意义扩张,在先生文字中之后段如「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云,亦事同一律。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此所以促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三也。抑吾人所以为此言者,皆根据近代立国之常轨而言,必如此而后抗战乃胜,建国乃成,谅高明定能鉴察。盖国家遭此大难,其存其亡,间不容发,内部多一分诚意,即抗战增一分实力。如公所谓动员民众与政治民主化云云,非各方诚信既孚,决无实现之望。苟在 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碍,既在此三点,应谋所以消除之,乃能达于真正之团结。吾辈既存心于御外敌保祖国,而念念不忘者为国家至上之一义,则何必沾沾于一党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抛弃之乎?吾人读先生报告以光明前途属于国中各党,因此不敢自安缄默,聊奉本先生所谓「互相规过是友朋间美德」之语,而竭诚言之,倘蒙采纳,则精诚团结更进于今日,而一切鼓起民众以共趋一的之效自见矣。非然者,仍今日之旧状而不变,则精力之消耗于猜疑与摩擦中者,不知几何?而天下后世必以抗战之失败归罪于今日之党争是断然矣。先生等近年爱民族爱国家之心为有目所共睹,若能更进一步而图之,岂独抗战之幸,中华民族万年不拔之基,亦在是矣。专此敬祝为国努力!

                 
张君劢谨启十二月十日

靠报纸算出日本侵华日期战略大师蒋百里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来后,蒋百里正处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期。当时部队撤离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漩涡?蒋百里答,可能,也许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蒋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各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陶菊隐《蒋百里传》163页,中华书局)。
蒋百里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对蒋先生大战略的拟定,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幕僚参赞戎机,在于以宏观的眼光,对全局战略实施大处着眼的把握。
这在当时,要做出如此的判断,委实并非易事。首先要对各国政体的优势具有人文尖端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相当一些人士还处于懵里懵懂状态;其次要对各国武器、战力、军队训练、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别体察入微;再次还须对时代潮流有清醒的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断的人,一者必须见多识广,二者尚需对人文、科技等的情势有所综合把握。
蒋先生如此问询蒋百里,说明蒋先生的内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很多汉奸集团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们的判断错误。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战事的进展,种种事实,还并不足以支持蒋百里的判断,因为一直到抗战末期,日本还打到贵州独山,企图包围陪都重庆;而麦克阿瑟将军在丹巴受挫时,竟创造了美军历史上将士被俘的最高纪录……
所以做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词——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蒋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它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号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蒋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2007年四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记》222~225页)。
依照一条寻常新闻,推断日本即将出兵,这是判断的第一环节,下此判断,必须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有深入了解;他又从运输、交通、运量,推断出发来军队的数量,这是第二环节,这要求对当时军队的后勤补给有深入体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蒋百里对部属或参谋常说要增加常识的涵养和保有量,参谋学的根本真意在哪里?也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常识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断的材料库,也是养成识别眼光的大本营。
蒋百里不幸于抗战初发期间病逝,此前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也颇值得参考——因为蒋介石后来的作为天衣无缝地吻合其判断的轨辙。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在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今后就要看他对全局的规划怎么样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支配,蒋氏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曹聚仁《采访外记》223页)。
蒋百里生于浙江海宁,少年时期读《普天忠愤集》,竟痛苦难遏,以致哭出声来。他到桐乡拜访亲友,认识了县令方雨亭,方氏是方声洞、方声涛之父。方先生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蒋百里祖父建有“别下斋”藏书楼,积书达10万余册。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入学第二年创办《浙江潮》,鼓吹*革命。1906年,赵尔巽视蒋百里为特异人才,聘其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参与筹建新军,那时他才24岁。张作霖等因地方观念对其排挤,蒋百里遂赴德国学习军事,曾在兴登堡将军麾下任连长,受其揄扬而声名大噪。
曹聚仁以为蒋百里本人很像达·芬奇,是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初在北京发起成立,他们认为文学绝非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最早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也有蒋百里在其中。
他因蔡锷之介,结识梁启超,他不但做无数大人物的军事幕僚,也做大文人的幕僚。曾随梁启超访欧,成为梁氏得力助手,号称智囊。梁启超做了段祺瑞的财政总长,1918年底,作欧洲大陆壮游,他带着政、经、军事方面的随员,有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刘崇杰等。这是梁氏初次到欧,仿佛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他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无一不感到惊奇,他懂得日文,但于西文则是门外汉,蒋百里擅长日、德文字,通英法文,梁氏依之如左右手。次年回国,着有《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只好单独成书,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该书导言尝谓:“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不管是军事的谋略贡献,还是文艺的参酌见解,均可谓大气郁勃,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章士钊挽诗有云:“……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以酸腐来概括蒋百里精神事功,这个论调不大沾边。也可见章氏小人作风的根深蒂固了。
蒋百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说:“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众富。比年入参戎幕,谟擘画,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于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特别强调他参与戎幕这个关键。他曾先后被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被誉为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

八年抗战 他让日军的轰炸威力大减

贵阳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先生,他所推行的“消极防空”、“广建防空哨体系”的政策,令中国在大量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下,还能有效降低伤亡,抗战胜利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回到美国特制了一万个飞机徽章委托黄镇球赠予在高山峻岭之上为国家站岗放哨的空防人员。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因他对降低美国空军伤亡的贡献特授予他自由勋章。
黄镇球将军是广东梅县人,早年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战争,后来又追随过孙中山。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被人称为“老虎仔”是粤军的著名将领。
一九三一年,他的顶头上司张发奎反蒋失败,给了他三万元送他到德国学习防空。在德国期间,他数次遇到国民政府派到德国学习空军的周至柔,两人相谈甚欢,成为知己。后来因为他的钱花完了,无法继续学习,正好,这时周至柔结束了留学正要回国,于是两人便同船回国。
回到广州后,正好发生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福建人民抗日政府。他四处奔走劝说粤军故旧不要参与。他说,这种行动只能伤国家元气,而且也不能长久。不久闽变失败,他也无事可干了,而且生活无着。这时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还有吴奇伟等人纷纷前来拉拢,许以师长校长等职务邀他共举大计。但他觉得参加军阀队伍,只能又陷于国家内战,只有投靠中央才能真正为国效力,才是真正的服务国家,也只有投靠中央才能一展平生所学。但是这时他生活无着,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收到了蒋中正的电召。原来周至柔回到南京后,极力向蒋推荐他。蒋于是决定招见他。
他先香港再南京,转辗到了南昌谒见蒋中正。蒋中正见到黄镇球后,并没有立即给予职务,而是要他到南京杭州等地考察那里的防化部队和防空工作。
他到了南京杭州等地,考察之后,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和防空计划。在计划中,他批判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拒敌机国门之外的想法,提出了合乎中国国情的,以消极防空为主的思想。
蒋中正看了报告后,大为赞赏,并批示一一照办,另把原来防空学校的校长撤换,以黄镇球接任。
黄镇球接任校长后,一边在学校开展以军队政府为主的防空建设,一边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以民间的力量进行防空建设,宣传培训地方人员学习防空知识,组织防空救护团等等。中国的防空工作在他接任校长半年后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在三五年的年底,蒋中正要求他在南京进行一次防空演习,以检阅防空建设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城市防空演习,黄镇球怕出意外,要求先在杭州进行一次,然后再在南京进行。结果蒋中正不允,他以为演习的目的是检阅成绩,发现问题总结提高,不是为了好看。于是黄只得硬着头皮在南京进行演习。
经过精心准备,在十一月,由他亲自指挥,在南京进行了一连三天的防空演习。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各国对这次演习都十分关注。演习结束后,无论国内国际,对演习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中正则把演习开始的日子定为全国"防空节"
他除了在城市组织建设防空设施外,还在全国建立了近五千个防空哨。每个哨所配三至四名官兵和一部电台。在抗战暴发前,这样的防空哨遍布了中国的乡村原野山岭。
七七事变的第七天,蒋中正在庐山召见黄镇球,令他到南京秘密成立防空司令部,准备抗战事宜。他签于防空需要军警宪的配合,力推首都警备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任司令,他任副司令。经过紧张的准备,在八月十五日,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时,市民及时躲避,防空部队及时反击,曾经有过一发炮弹击落三架敌机的记录(一发炮弹击中一架轰炸机,引爆了机上的炸弹波及另两架敌机将其击毁)。南京战后,他因防空有功,升任航空委员会防空厅厅长。
南京陷落前,蒋中正特别面喻黄镇球令他到后方部署全国的防空事宜,把防空重点移到重庆。
松沪会战后,国民政府空军基本消耗殆尽,后来苏联援助了我们一批战斗机,在武汉保卫战中也基本全部耗尽。当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时,我们的防空力量基本上只剩下一些残破的高炮部队了。而这时的日本空军风头正劲,频繁地轰炸重庆等我大后方的抗日基地和交通干线。这时我们除了使用疏散,隐蔽等消极办法外,没有更多有效的反击手段。
这时建立在广大乡村原野上的庞大的防空哨体系就起到了巨大的预警作用。战时,中国的地面上没有一部雷达,全靠防空哨对敌机进行监控预警。这些防空哨多建在高山峻岭之上,最多的时候全国共有一万多个。即使美国参战后,中国的防空还是靠这些防空哨。这是因为当时的雷达非常庞大,难以在高山峻岭之上安装,而且它也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一旦受到攻击,它就容易失效。
我们的这些防空哨组织得严密而又高效。敌人的所有前线机场全在我的监视之下,敌人只要一起飞,不用二十分钟,我后方的防空指挥部就能收到敌机预警从而从容地组织疏散隐蔽伪装。而且我们可以全程监控敌机的动向,起到了雷达都起不到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重庆发生防空洞窒息事件,一下死了上千人。事件发生后,蒋中正召集一批大员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找不到办法。蒋问,黄镇球在那里。当得知正在西安布置当地防空事宜时,立即下令,把他接回来,他回来就有办法了。
黄镇球乘飞机回重庆降落的时候,飞机冲出跑道翻了,把他的头部撞伤,好再不重。他不顾伤痛劳累,连夜查看了事故现场。发现主要还是防空宣传不到位,民众对空袭有恐惧心理,空防人员的现场指挥也有问题。发现问题后,他把防护团开到街上,向民众宣传防空避难知识,提高空防人员的指挥能力,打消了民众对空袭的恐惧。后来重庆有人说,黄镇球回来了,防空警报都变响亮了。
退守重庆后,我们虽然缺少防空武器,基本上没有了空军,但我们也不是完全的被动防空。当时全国只有七个高炮团,而且在前期的战斗中已经战损了不少,有的炮已经不能对空作战,只能改造修复后交陆军使用。黄镇球就把这些有限的防空兵器部署在交通要道,主要城市,充分利用我们庞大高效的防空情报网和敌机打游击。由于指挥得当,我们的高炮虽然少,也给予了敌人一定的打击。在美国援华航空队参战后,防空情报网及时给空军提供情报,协助空军指挥作战。在抗战胜利后,陈纳德回到美国特制了一万个飞机徽章委托黄镇球赠予在高山峻岭之上为国家站岗放哨的空防人员。罗斯福总统也因他对美国空军的贡献特授予他自由勋章。
在整个抗战期间,黄镇球跑遍了全国的非常沦陷区,总里程不下七八十万公里。虽然不时有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但更多的是靠两条腿走。有些防空哨所要他亲自去选点考察。由于他常年在野外奔波考查督导各地防空,他在重庆防空总监办公室都交给别人使用了。他常对他的部属们说,我们要有一分脑力就要尽一分脑力,有一分精力就要尽一分精力,我们多尽一分精力多尽一分脑力,就能为国家多保存一分元气,就能为胜利多增添一分希望。
黄将军虽然没有像在前线作战的将军那样亲自上阵和敌人拼刺刀,但也不是没有危险。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全国奔波,那里是敌人轰炸的重点,那里就有他和他的参谋们在现场指导军队和民众进行防空。
他是我国消极防空和积极防空的创始者。由于他对抗战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九七九年,他以八十二高龄在台湾逝世。

带领抗日游击队的双枪女英豪


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有「双枪黄八妹」雅号,日军始终无法将这名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
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分,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并,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也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儿女,部属中大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她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挟黄八妹和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用机枪屠杀清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攻击,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支持之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筋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忽脱险逃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家乡。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是游击队伍中的巾帼典范。
国共内战时,在国军一方作战,一直在浙东一带活动,经常担任国军特工人员往返大陆的交通,因为黄机警,和共军多次对垒,双方结了死仇。
一江山血战之后,国军在浙江沿海的局面大势已去,何去何从众说纷纭,此时据说黄是主战最积极的少数人之一,共军追踪她的行迹,要捉她,实际她却在南麂山登船随国军撤离大陈的「金刚行动」悄然撤离了。
黄八妹到台湾后经营商业,颇为成功,不再涉足军事,至七十而终,然而她梦中的水乡,却再也无缘回去了。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甚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甚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甚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甚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 知、仁、勇。为甚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 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 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甚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甚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甚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徧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甚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甚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甚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甚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 — 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甚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甚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 — 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甚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民国时期怎样打击空置房

李开周

1923年,广州市卫生局做过一个调查:无房户每家每月的房租支出,平均要占到家庭总支出的两成。这个比重,坦白说并不算高,但是低收入阶层受不了,像人力车夫、清洁工、码头工人,每月挣的钱不多,除了糊口所剩无几,租不起房,只好在垃圾填埋场与河道旁边的空地上搭盖窝棚。当时全市有1300名清洁工,全住在卫生局给他们搭建的简易房里。这些简易房盖在国有土地上,急于变卖公地以增加收入的财政局表示不满,想把简易房里的清洁工赶出去,所占的国有土地则拿出来分批拍卖。消息传出,清洁工集体罢工,通过工会向政府呼吁,必须给无力租房的清洁工留一个安身之所。市政府研究之后,“饬令财政局将所有现设厂之公地一律保留,免予投变”。为了劳工住房而放弃土地财政,这是当时广州政府的人性化之处。

到1932年,广州房租涨得更高了,当年12月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六版刊登评论说:“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这时候,房租开支占到了家庭总开支的两三成。跟今天比,这个比重仍然不算高,不过比起民国初年的低房租来还是很高的,要不然当时的党报也不会惊呼“不易居”。

1947年,广州光复已久,外逃的市民大批返回,一些复员的军人也在广州定居,人口大增,市面兴旺,同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法币一天比一天贬值,在工薪阶层眼里,租房成本要比抗战前还要高。一个市立中学的高级教师,月薪两万(法币,下同),津贴五千,拿着这两万五的“高工资”,只能买几百根油条。如果家里没有房子,在市区租一个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的小单间,每月要花去一万左右,租房的开支,占到了月收入的四成以上。这时候,非但低收入的清洁工租不起房,连抗战前被视为高收入的教师也租不起房。民国广州,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房荒。

但是房荒永远是相对而言的。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在"解放"前就说过这么一句很精辟的话:“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柯灵先生在"解放"前也说过:“其实何尝有房荒,平民虽立锥无地,而达官贵客巨宅连云,所荒的,是平民没有金条而已。”"解放"前的广州,就跟张恨水、柯灵等人描述的一模一样:一方面是多数人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少数有钱或有权者坐拥大批豪宅,住不完就让它空着。广州市政府为了缓解房荒,曾经下狠手打击过空置房。

当时打击空置房的手段是这样的:空置房必须出租,超过合理使用面积的房屋也必须出租,而且出租期间不能抬租,不能加租,不能变相加租,不能借口翻建赶走房客,否则必须支付房客搬家费。如果自恃有钱,拒绝将空置房出租,则政府可以推平其房屋,拍卖其土地。

请不要批评民国政府不懂得尊重物权,当时广州所采取的强硬手段,现在仍然被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私人财产很受重视的一些西方国家使用着,而且效果非凡。例如在荷兰,房屋只要闲置一年以上,政府就可以安排无房户免费入住;在法国,房屋闲置一年,政府会处以房价10%的罚款,闲置两年,再处以房价12.5%的罚款;在瑞典,空置房会被政府推倒,或者直接征收为公共租赁房;在丹麦,住房闲置时间超过两个月,政府就会强迫其房主免费出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会远远低于中国、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也远远低于中国了。